文史天地 (2018年12月总第2期)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9年08月02日 ?? 点击数:

?

文史天地杂志编委会

?

????: 周平邦

??编:万有文

特邀编审:蔺学伦??段进泓 ?寇克红??王旭忠 ?殷大荣

????辑:万有文????

????对:屈锋??蒋海燕 ?

封面国画:杨国志

封底国画:何军仪

????????

史海钩沉 6

抗日战争时期高台县建立的忠烈祠??段进泓 6

高台人民为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蔺学伦 7

教师思想的大转变???段进泓 9

70至90年代高台电影放映???周国佐???秦希忠 10

高台城市户口之变迁???王 应 喜 15

高台县物质交流大会始末??王应喜 16

人物春秋 17

红五军失守高台城后的大义县长王振刚??段进泓 17

高台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杜梓南的荣辱人生??段进泓 18

往事回眸 20

回忆“文革”岁月 ???郭爱明 20

地域文化 22

高台“台”的探原源?万有文 22

红沙河戏班???任积泉 26

民间故事 28

大禹治水正义峡??万有文 28

高台民俗 30

罗神仙与“胡公子叼亲”孙登平 30

高台乐二村的清街习俗??万有文 32

文史苑地 34

高台的农业??王旭忠 34

水稻的高台经历???王旭忠 36

?

抗日战争时期高台县建立的忠烈祠

段进泓

?

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历次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特别优恤办法全案》,提出《各县设置忠烈祠办法》。高台县没有“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没有建立忠烈祠。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到将士多“暴尸疆场”,决定在南岳衡山为战死将士修建陵园。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深入,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越来越多。1940年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公布《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要求所奉祀对象涵盖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抗敌烈士,其中以抗日牺牲官兵为主要对象。此后,中国内地六百多个县市均设立了忠烈祠。

我县原有忠烈祠,不知建于明还是清,在黄文炜所编县志中有载,地点在老县城东门外吊桥北,是为纪念高台游击谢公和高台千总马公为抵御南山火酋犯境捐躯阵亡而建,至徐家瑞编纂《高台县志》(1922年)时,已经颓废。

国民政府倡建的忠烈祠,建于1941年,在老县城东关外,北靠站家渠,南至丰稔渠,西傍公路,内有白杨树150多株。北边靠近站家渠建有孙中山纪念塔,塔前20米处建有将士纪念亭,进口处有木牌坊一座。牌坊正面门楣上有“天地正气”四个大字,左旁下有“凤翥”二字,右旁下有“鸿飞”二字,背面门楣上有“山天峙秀”四个大字,上款“道光乙酉孟夏”,下款“东岩张廷弼书”,左旁下有“翔”二字,右旁下有“骥逸”二字。木牌坊原在县城大十字,因妨碍车辆通行,借修建忠烈祠之际,移到此处。

1946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国民政府要求戴笠入各地忠烈祠。县政府着人在牌坊正面门楣上加写上、下款,上款为“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以示此牌坊为纪念戴笠而建,下款内容无考。

孙中山纪念塔和将士纪念亭规模样式及内外如何布置现已无考。据民国高台县档案和八路军驻兰办纪念馆记载:八年抗战,高台县征兵3585名,为国捐躯留下姓名的有49名。按照《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想必纪念亭内应有为国捐躯将士姓名的碑刻。

1955年4月,省民政厅确定在县城东郊为牺牲的红四方面军烈士修建革命烈士纪念塔,忠烈祠内孙中山纪念塔、将士纪念亭、牌坊等被拆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系县工商联副主席 )

高台人民为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

蔺学伦

?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进行的全面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这一时期的高台虽然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状态,但人民群众在宣传抗日、参军作战、修建公路、征集和运送抗战物资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初期,刘珍为宣传抗日而努力。刘珍系高台人,1918年生。1938年3月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结业后受党组织委派赴甘肃做地下工作,后经伍修权安排与甘肃省抗敌后援会抗敌报主编万良才(地下党员)联系,主要任务是宣传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道理,期间还介绍一部分进步人士和学生到陕北学习。1939年1月,由于国民党宪兵搜查时刘认为甘肃地下党组织已经暴露而回到高台,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高台的热血男儿大量输送到抗日前线。1939年1、2月份,高台县按照1938年12月份征兵额加倍征集,部分爱国青年争先应征入伍,投入抗日战争。比如,田才国、高华邦、田占贵、盛维礼、陈升荣、杜占奎、管积成,就是高台县志愿提前服役之兵,受到县政府嘉奖。之后,全县各地出现了兄弟、叔侄争相中签服役,奋勇抗日杀敌的局面。第一区第十一保六甲壮丁刘宗福中签后与叔父刘富国相持不下,争先服役;十四保中签壮丁殷得成与其弟殷玉花保相持不下。这一年1、2月份解送兰州兵额每月78名,两个月共156名,又补欠额6名。据统计,八年抗战,甘肃共征兵411582名,征集军马11800匹,而高台县共征兵3585名。

1944年10月,蒋介石下令在全国征集10万知识青年从军,服役期2年,甘肃配征5000人。最后,酒泉县实征116名、金塔21名、鼎新19名、玉门14名、安西16名、敦煌6名、高台24名,七区合计216名。七区中除酒泉外,高台县应征者最多。这批应征青年从1946年6月开始先后退役,七区的应征青年63人首先回到酒泉,他们是国民党第9军第206师第618团的志愿兵,曾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退役后部分人又回到原校继续学习直到毕业。后来各县从征青年先后分6批从部队退役回到酒泉。

在奔赴抗战前线的高台籍将士中,有36人为国捐躯。他们是建康镇新生保刘德俊,丰乐保贺玉英;柔远乡永清保李占虎,成德保赵海珠,良民保侯金国,利民保方赍军,元和保荆开年,信立保王赞珠,良民保王吉祥,镇西保赵正栋;常明乡定宁保黄文烈,站南保赵玉邦、赵登泰、陈敬丑,站北保闫述先、闫功志、闫长寿,宣化保李占林、颜万林、颜发仁,黑泉保张殿纪,乐善保王登科,定平保孙之全;祁连乡庆平保庄尚中、李有才,暖泉保周兴业,照中保周学礼,顺德保向学志,从仁保郭兴义,新西保杨中茂,镇边保赵学贞、屈三元,镇夷保刘定汉,红崖保赵良太,三凤保陈大经、陈昭。

各小学组建了童子军,并开设课程。抗战期间加授了相应的战地服务一类的内容,如用童子军棍绑扎担架,抬送伤员,用领带和手帕包扎伤痛,野外战地炊事自餐,还做抓特务、锄汉奸等游戏演习,还有联络旗语,紧急集合等操练。

抗战一开始,由于军情迫切,在原有简易甘新公路的基础上赶修甘新公路。1939年在酒泉设立河西工程处,11月29日,甘新公路正式验收。甘新线是西北联系内地的主要通道,也是当时我国通往苏联和中亚的国际交通线。在1942-1944年间还是我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仅1937年秋至1938年夏,就有可装备20个陆军师(除步枪以外的武器)的苏联军火、航空器材、汽车及零配件,通过这条干线运往中国战区。每批约有1个营,汽车100至200辆,由新疆出发,经安西,穿过玉门、酒泉,入高台过元山子、临泽向东而去。1938年,河西有永登、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张掖、高台、酒泉、玉门、敦煌、安西、猩猩峡12个运输站。运输站还专为苏联援华机务人员设有招待所,负责接待工作。

1942年,全县认购“同盟胜利公债”及“美金公债”32万元;1943年,全县认购“同盟胜利公债”44万元,以后本息未还;1944年,县政府征集“战时特别费”100万元,老百姓捐献河西师管区国民兵一元献机洋10121元。高台人民还积极参与献金救国运动。献金种类有出钱劳军、节约献金、义卖献金、七七献金等;献金方式有自由献金、劝募献金等。仅1944年7月19日,常明乡、柔远乡、建康镇、四维乡、祁连乡和县商会在七七献金时各献国币5000元计3万元。在酒泉地方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下,高台群众积极开展抗日爱国教育,向前方将士捐献医药费用,借每年四月八浴佛节的机会举行抗日阵亡将士法会,每年“七七”抗战纪念日都举行追悼抗战阵亡将士的法会,群众积极参加祭祀。

1942年,为了给河西工程处运送木料,高台县祁连乡公所奉命成立了国防工程处木料运输大队部,专管运输木料事宜。1944年6月2日,县长丁作能给酒泉专员刘亦常呈报:高台县代河西工程处伐运木料90145根,动员20岁以上40岁以下民工656人已进入祁连山砍伐,民工系按粮额及人口分摊征集,无工可出者每日每人70元雇工代役。车辆运输不易,各乡镇征集毛驴505头驮运。6月11日,县长丁作能训令各乡镇加快进度伐运木料。黄达子峡导运木料5万余根,仅导运工人就800余人。所有员工给养费由各乡镇统盘筹划。征用缚木麻绳(大绳)400根,捞运木料铙钩500把。在白庄子附近河中修建1座淤挡木料桩栅。

高台县在输送兵员、修建甘新公路和征集运输抗战物资等方面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由于征集运输量太大和官僚豪绅的巧取豪夺,使高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给高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甘新公路线路长,工程量浩大,所需土方、石料、砂子、木料等,均摊派给沿途各县农民。一时间,河西人民徭役负担沉重,苦不堪言。沿途大半农户屋顶被拆除,树木被砍伐,木料被拉走。无房失地的民众,背井离乡,逃难在外。而被强派徭役的民工,则赶上自家的牛车、毛驴车,前去荒无人烟的工地干活,只要去了,便不能回家,民工冻死、饿死,车烂牛倒之事,不计其数。”[《酒泉通史》第三卷,393页。]

据民国高台县档案记载,民夫王兴才于1944年11月13日伐木中溺水而死。1945年9月1日,高台县国防工程处木料运输大队大队长杜梓楠给县长丁作能呈文:“因连日暴雨,河水大涨,峡内淤积,木料于二十九及卅两日浮出水外者约万馀根。为免重新淤积起见,即将工人分段分散至黑达板沟门、大黄沟门、乾沟门一带捣运……水势湍急……因数百名工人疏散在巉岩峭壁之间,分队长和班长往来指挥难免顾此失彼……工人裴双全、万生寅没入水中,凶涛骇浪,无法营救……”

民国高台县政府档案中频繁出现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和高台县政府催要木料的公文。1945年10月8日,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令高台县政府以保护水源为要,停止对祁连山森林的砍伐。据1946年调查,高台县靠近风沙前沿各村被沙丘埋压农田多达3990亩,渠道24750米,村庄13处。大规模剃头式砍伐,给祁连山水源涵养林造成了空前浩劫,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194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是日夜,高台城内鞭炮齐鸣,灯火辉煌,万姓欢腾,奔走相告,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系县委党史办主任)

?

教师思想的大转变???

——1950年全县教师教育工作学习座谈会记实

段进泓

?

1949年9月,高台县和平解放。10月,县委、县政府宣布将各类学校全部接收,对教职员工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全部留用。10月上旬,全县学校全部复课,有教学班119个,学生5061名(其中:初中生74名,小学生4987名),教师135名。

1950年7月21日至8月4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教师教育工作座谈会,127名教师参加。

座谈会分政治学习、业务学习、鉴定总结三个阶段。政治学习8天,上午学习,下午讨论。学习采取听报告的方式,主要学习《社会发展简史》《反动自由主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改革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书籍和文章。业务学习4天,主要学习《教育政策》《民主领导》《教材教法》《怎样联系群众》等。讨论按全县5个区分为5个组进行,谈学习体会、思想情况。鉴定总结3天。

一、座谈前教师的思想状况

这次座谈会是高台县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全体教师会议。据会前调查,教师的思想状况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多数教师对参加座谈会报着应付的态度,认为“教师是教学生的,不是让别人教的”;二是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形势不了解,认识模糊,学生和群众问到有关政策时,解释不了,闪烁其词;三是对发扬民主没有认识,认为“民主了教师地位就降低了”;四是轻视劳动和歧视农村学生,不愿参加农业生产,认为有钱人家的孩子聪明,穷人家的孩子愚笨;五是迷信思想重,多数教师认为鬼神是存在的,个别教师还说见过鬼听过鬼叫唤。

二、座谈后教师思想大转变

针对教师的思想状况,县委抽调部分宣传干部分到各组,和教师一起学习,组织座谈讨论。通过12天的学习座谈,教师的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党和国家的减租减债、反霸、土改等政策有了全面认识,消除了恐慌心理。教师王□□说:“以前认为土地是私有的,减租减债不合理,土地改革不合理。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出租土地是一种剥削思想,回去后要动员家里把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争做无产阶级”。座谈会后,教师还在校内外制作黑板报、宣传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学生和家长的思想政治觉悟。

二是树立了劳动观念。教师在讨论中,纷纷检讨和批判了自己轻视劳动、歧视劳动者的旧思想,认识到教师也是一名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座谈会后,第一完小的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和学生一起打土坯、挖土、铡草、和泥、砌墙,修建了5间厕所。其它学校的教师也自己动手维修破烂校舍,整治学校环境,校园面貌有了一定的改观。

三是树立了教育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念。座谈会后,各学校教师配合乡、村干部开展走访活动,动员家长把适龄儿童送到学校学习,入学率由1949年10月的12%提高到23%。各学校在区、乡开办识字班,教村干部、积极分子和群众识字并进行政治辅导,颇受群众欢迎。

四是破除了封建迷信。教师不再相信鬼神的存在,第二完小的教师编了话剧《反灵善》,在乡村公演,教育群众和学生破除迷信,群众和学生很受启发。

五是在教学中发扬民主。教师不再体罚学生,不再小看穷人家的孩子,而是和学生交朋友,主动征求学生对教师的意见,课后还要求学生对教学情况进行评议。

座谈会后期,对每个教师的思想、学习情况都进行了民主鉴定,教师从思想上、组织上、社会关系上划清了敌我界线,提高了思想觉悟,稳定了思想情绪,积极投身到为人民教育服务中来。大家由衷地说:“通过学习,明白了怎么当新社会的教师;通过民主鉴定,思想顾虑没有了,拿着鉴定表就可以放下包袱轻装教学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县工商联副主席)


7090年代高台电影放映

? ? ? ? ? ? ? ? ? ? ? ? ? ?周国佐???秦希忠

?

1971年后,文化大革命初期停映的部分老影片陆续开放,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三进山城》、《大渡河》、《突破乌江》、《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东方红》、《长征组歌》。同时,发行了新片《南海风云》,后来还有《创业》等。部分影片的重新放映。使县城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事业开始走向了正常放映的轨道。同时,电影片的租费有了新的调整,根据上级有关精神,一张电影票价调整为一角五分钱,这样三十五毫米放映站的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

1971年,彩色影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重新上演后,虽是复演片,任然在县城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是那是彩色影片比较少,二是该片1966年初上演时,就曾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影响,它的故事情节感人,叙述了近百年中华民族反侵略、争自由、求解放的事实,让人震撼,正由美妙的音乐,感人的歌曲,所以放映时几乎所有的观众最少都连续看了2至3遍,有的观众常常不落,连续看了几天。

1974年放映的朝鲜片《卖花姑娘》是情感片。县城首映此片时,高台和临泽、肃南县三个放映站排给一天时间,临泽和肃南是白天,高台是晚上。原计划放映队和影片晚上六点到高台,因为影片长(15本)要放三个多小时。放映那天,中午十二点以前,两场电影的票都已售完,但想买票的人却越聚越多。原安排一场电影,销售一千张座票,站票350张,已经超出正常售票的一倍多,但县政府领导见来看电影的人太多,临时决定又增售500张站票。

那场电影因片租增高,映一场上交片租50元。地区电影公司通知,一张票价临时提高到2角钱。这样,一场电影售票收入达300多元,是高台自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以来到七十年代初,县城放映售票收入最高的一次,两场电影收入700多元。

下午三点多,看头场电影的人已陆续来到文化会堂外的广场上,要求进入场内。虽经放映人员反复劝说,看电影的人就是不回家,要在广场上等待。无奈之下,下午四点钟提前预定放映时间两小时,开始放人进场。结果,放电影的人和影片晚上八点多才从肃南来到高台。

这时,进入场内的观众已在里面苦苦煎熬等待了四个多小时。虽然已到十月份,但天气仍然很热。由于场内人太多,场地窗户和边门已全部封死,只有正门口可以使空气流通。但进正门处,又有一道从地面到房顶的固定大屏风,使空气流通严重受到的阻碍。空气只能从屏风两侧向大门口旋转流出,从而造成场内热气冲天、臭味熏人,好似蒸笼一般。热气和臭味都传到了门外,刚走到门口处,就能深切感受到向外流出的滚滚热浪,使人频频发呕。而进入场内的人呕吐声、惊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尽管这样,为了看电影,人们还是坚持、再坚持。

由于等待的时间太久,门口收票的人已被蜂拥而至的观众挤得远离岗位。此时场内已是人满为患,不要说有人想行走挪动,就是站着也可以说已到了难以立足的境地。这时,县城的人已经下班休息,城郊的农民也已收工回家,吃过了晚饭。县城放映《卖花姑娘》电影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从县城的大街小巷纷纷向放映场地——文化会堂的广场涌来,真正是人流如潮,一浪紧接一浪。广场内也早已人头攒簇。当放电影的汽车到来时,仅从广场巷口向广场内,不足百米远的距离开进时,就花去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面对如此情景,原定在文化会堂放映的计划已无法实现。这时,不仅所有放映人员着急,就连县委和革委会在家的所有领导也慌了神,亲临现场坐阵指挥,最后决定电影在广场公映。这下,可苦坏了已进入场内的观众,纷纷向外拥挤,喊叫声、谩骂声、惊哭声不断。待场内最后一批观众走到广场,电影已映完了好几本。他们只能在最边缘、最不好的位置看电影。这场轰动县城的电影,终于在晚上十一点钟才开映。电影映完已到凌晨两点多钟。仅等待观众散场就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待看电影的人退场后,在广场散落的鞋袜、衣帽及杂物,也清理了好几架子车。

这场电影的放映,真可以说是高台县城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史上最滑稽、最危险的一场映出。所幸映出顺利,没有发生意外事故。至今,凡是看过那场电影的老人,谈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地说:“电影院的人真会骗人,我们买了票,把我们圈在场内,而你们却在场外放映电影,让我们只看了半场电影不说,从场内出来后,连个看电影的好地方也没有。”

随着老影片的大批解放和新影片的开拍上映,高台县城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形势越来越好。地区电影管理站每星期给高台的排片量最少也在五部左右,有时还能达到一天排一部影片,可供放映。

1974年3月,县政府为了改善放映场地的环境,决定新修一座电影院,所以拆除了文化会堂,至1966年6月新电影院完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县城电影就在文化会堂的原址进行露天放映,尽管场场露天放映,不论冬天风雪飞扬、还是夏季炎热酷暑,县城观众看电影的兴趣一点不减,仍然是天天放映场场满座。只要看到电影站贴出的广告是新上演的影片或首次复演片,人们总是以先睹为快绝不放过,这时的电影总是场场爆满,观众就是自带凳子或站着看电影也不放过这些机会,充分显示了观众对电影的热爱和钟情。

1976年6月,高台县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场地搬进了新建成的电影院。新建电影院宽阔敞亮。座椅单列固定,排排整齐划一,座椅、靠背舒适宜人。夏季放映时,影院墙体下面,有排气通风设施,屋顶上有12组大型吊扇,人们走进电影院,顿觉清风习习,凉快清爽。冬季放映,影院内有暖气使用,观众进场后,热气宜人,暖意浓浓。因此,不论冬夏,人们去看电影,不仅得到了文化生活上的享受,陶冶了情操,而且身心也感到格外舒畅适宜。同时,县财政又筹资购买了崭新的松花江5520X型座机。松花江座机放映电影,放映光线明亮清晰,音色优美动听。并且配备了宽银幕和宽银幕镜头。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场地和机器设备一下跃居全地区首位。放映场地环境的改变和设备的更新换代,使高台县城三十五毫米的放映事业达到前所未有的乙级影院。因此,地区排片也把高台列入了重点排片单位之一。只要有好片、新片,首轮放映高台总能排上号,沾上边。高台县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的票价也再次提高到一张票二角钱。这样,电影院映一场电影,一般收入可达到200元左右。每场电影放映收入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提高了近10倍,月放映场次也提高了一倍多。

1977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停映的所有影片全部开放。以《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第二次握手》、《小花》、《带手铐的旅客》等影片为标志的一大批新片一波接一波拍摄完成,投放市场开始放映,为电影放映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电影放映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

文革十年的禁锢,人们渴求文化艺术的心情格外高涨,这一时期,电影院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放映,观众总是场场爆满。

1980年,电影院派高建新上兰州专门学习改装5520X型座机炭精光源为汕灯光源的技术,回来后随即改装了5520X型座机光源,使县电影院座机放映的光线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放映质量更加清晰。随着观众看电影热情的高涨,观众人数也不断增加。

从八十年代起,经县文化局和物价局批准,电影院的电影票价首次开始实施甲、乙两种票面价格。

1985年,高台县文化局、高台县物价委员会再次联合行文,进一步明确了电影票甲、乙票的价格。甲票每张0.6元,乙票每张0.35元。并对影院内1397个座位规定出了具体的甲、乙座号其中:甲座838座,乙座559座。尽管电影票价分了甲、乙两种,票价也有了新的提高,但来看电影的观众仍然场场爆满。有时,还有不少观众来买站票看电影。这段时间可谓高台县城市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的黄金期。

1984年12月24日,根据甘肃省《国营电影院工作暂行条列》规定,电影院是独立核算的企业单位。经县政府同意,设立高台县影剧院,即日起启用新印章,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管理机制。

1986年以后,随着电视的广泛普及,电视连续剧不受时间限制的开播以及大小各异,形式不同的各类录像放映厅的出现,高台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事业和全国的电影放映事业一样,受到了严重冲击。看电影的观众日渐减少,电影放映场次急剧下滑。

1991年底,甘肃省文化厅、甘肃省物价委员会下发关于颁发《甘肃省电影院等级标准》及调整电影票价的通知。据此通知精神,张掖行署文化处、张掖行署物价委员会于1992年2月10日联合发出《关于电影院等级评审决定的通知》、再次评定高台县电影院为乙级电影院。从即日起,按电影院评定的等级执行《甘肃省电影院基本票价》

?

?

甘肃省电影院基本票价表

?????????????????????????????????单位:元

特级影院

甲级影院

乙级影院

丙级影院

甲票

乙票

雅座

甲票

乙票

雅座

甲票

乙票

甲票

乙票

普通银幕

1.20

1.10

1.20

0.80

0.75

0.80

0.60

0.55

0.65

0.40

宽(遮)银幕

1.30

1.20

1.30

0.90

0.85

0.90

0.70

0.65

0.55

0.50

偏光银幕

1.40

1.30

1.40

1.00

0.95

1.00

0.80

0.75

0.65

0.60

立体声

35mm

1.70

1.60

1.70

1.30

1.20

1.30

1.10

1.00

?

?

70mm

2.00

1.90

2.00

1.60

1.50

?

?

?

?

?

长纪录片、科教片

按以上各基本票价减0.20元

按以上各基本票价减0.10元

短片专场(3-5本)

0.15

放映短片(本)

0.05

?

?

1993年6月11日,甘肃省文化厅、甘肃省物价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放开电影票价的通知》,并决定从1993年7月1日起,全省电影票价放开。根据这一精神,从1993年7月起,高台县城市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的票价实行随行就市的浮动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系原电影公司经理)

?

高台城市户口之变迁

???? ?王 应 喜 ??

???

?说起户口,在我的童年埋下可怕而又挥之不去的阴影,小时候,只听说城里人、乡里人、这个词,而并不知道它真正的内涵。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才知道那时候说的城里人,就是说他们的户口在城里,大人在城里工作,子女在城里上学,吃的是国家供应粮。乡里人就是说他们的户口在乡里,家里人都是靠种地来生活的。后来我大哥招了工,成了工人,户口有乡里转到了城里,吃上了国家供应粮,每月都拿工资,我们一家的零星开支都靠他的工资来支付,他一回家来,这个与他问好,那个与他握手,好不令人羡慕。那时候我就想,等我毕业后也要争取当个城里人,吃上国家供应粮。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1976年我终于考进了高台县文工队,户口也有乡里转到了城里,吃上国家供应粮,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实现了我当个城里人的梦想。

80年代末,忽然出现了一个新政策“买户口",城市户口的干部工人可以用五仟元为乡村户口的子女买一个城市户口,纯粹是乡村户口的人,可以用壹万元为子女买一个城市户口,时间只限三天,过期再不办理。这个消息传出后,城里乡村炸开了锅,四面八方的农民像潮水般地涌来,收款的地点就设在原来的党校院内,他们疯了似的把钱往收钱的窗口里塞,似乎塞慢了,这好事就没有了。当时买户口的人拿着钱在党校院内挤破了头,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都想为子女门买个城市户口,让子女门当个城里人,吃上国家供应粮,以后还能招了工,都怕是三天时间到了买不上城市户口,子女门就永远成了乡里人而着急,因此买户口的队排的象长龙。

到了九十年代末至今,政策上鼓励农村人口进城,农村转城市户口,只要你在城市有固定住所,就可以申请转入,户口就再不用钱买了,买粮也再不用粮本了。

弹指一挥间,城市户口早已揭去了神秘面纱,变成了历史的遗迹。在我国30多年的苍桑巨变中,从追求城市户口到买城市户口再到鼓励农村人口进城转户口,只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缩影!现在,高台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免去了农业税、学杂费、种田还有补助,60岁老人有了养老金,如今,道路平了、路灯亮了、渠道被预制块铺设了,农村新房多了、楼房多了、自来水喝上了,沼气有了、家家都有四轮子、年轻人兜里装的是手机、屁股下骑的是摩托、有的家庭还购买了小汽车,小型家电一应俱全。所有这些历史性的变化,我想,归根结底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功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台县文化馆退休职工)

?

高台县物质交流大会始末

王应喜

高台县召开物资交流大会是从1985年十月中旬?开始的,在召开物资交流大会时,县上首先要发公告,其广告的内容是:“为了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服务生产,搞活流通,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兹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农历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在县大操场举办物资交流大会。
??物交会期间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上市的物资外,工业产品、生产资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家具建材、服装鞋帽、干鲜果品、瓜果蔬菜等均可上市批发、零售。
??此外大会期间,有高台县文工团在大操场舞台演出大型历史秦剧,还将邀请杂技团、歌舞团、马戏团、飞车团等文艺团体为大会助兴。
??望各界商家及文艺团体提前与高台县市场物资交流会筹备处联系。”

物资交流大会由高台县物资交流大会组委会主办。前4年是在大操场(现在的体育场),四周搭满了帆布帐篷,除县城搬来的商业门店外,各乡镇的供销社都来参加,都有各自的货物销售门店,还有临近县市及省内外的一些小商贩也蜂涌而至,更有一些草台杂技团也赶来在会上献艺。那时候,声势浩大,交流会上,人山人海,会上群众吃着杂烩、合汁汤,品尝着糖盒子,除过购买自己的实用商品外,小孩、年青人争着看杂技,中老年人早早等在哪里看大戏。县文工团在物质交流大会上唱大戏,地点就在大操场舞台,一天两本戏(白天一本、晚上一本),为了保证交流会期间的演出 ,文工团除本团演职员外,还从玉门、酒泉、张掖、西宁、兰州等地聘请演员来参加演出,那真是文武乐队阵容强大,演员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灯光有电打布景,扩音虽然用的是地老虎,高音喇叭,但效果很好,声音传的很远,三四里路上都能听到,演出深受群众欢迎。据说,开交流会时,工商局就派专人到各门店、各摊位收取会费,演出戏款就是从会费里面支取的。头几年一本戏是150元,后来一本戏涨到了300元,交流会的时间一般是10——15天,交流会期间白天到晚上人流不断,真是红红火火。1988年由于大操场的舞台要撤出,交流会的地点移在了商品街,戏台搭在了商品街路北面,当时、商品街上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服装、器具、杂耍、美食……各种物质,品种丰富,花样繁多,让人眼睛都看不过来。商贩们从各地齐聚高台商品街,赶来参加物资交流大会。县物质交流大会治安人员不断在街上来回巡逻,维持市场秩序,保证物资交流的公平、顺畅。后来召开交流会 戏台又搭在了商品街路南面,再后来戏台又搭在了商品街路西面的油路上。至到1992年,县物资交流大会连续开了8年,1993年因非典,上面有文件,禁止一切大型娱乐活动,从此结束了县上召开的物资交流大会。

人物春秋

红五军失守高台城后的大义县长王振刚

段进泓

?

1937年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五军2800余名指战员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率领下,与敌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红5军失守高台城。

1月21日,王振刚任高台县县长。

王振刚,青海省贵德县保宁村人。甘肃省第四师范学校(兰州)毕业。先后任甘肃督军刘郁芬处副官,马步芳陆军新编第九师军法处长、青海省政府驻兰州办事处处长、青海都兰县县长、青海省政府秘书处军事科科长等职。1937年1月中旬,王振刚被马步芳以“督战大员”的身份派到高台。“马家军”占领高台后,因“马前县长鹤年失守县城理应去职,当遂联名电保振刚为高台县县长,元月二十一日晚接印视事。”

王振纲虽然是马步芳派来的县长,但也是一名有怜民之心的大义县长。

攻打高台城前,马彪曾向部下许愿:“打下高台城,放假7天,城里的财物、女人都归你们。”高台城失守后,“马家军”成群结队闯入老百姓家中,勒索大洋,抢夺粮食、衣服,奸淫妇女,无恶不做。王振刚立即找到马彪,要求停止抢掠。两人为此吵了一架,王振刚以辞职要挟马彪,马彪碍于王振刚是马步芳的“跟前人”,不得不在3天后带领大部分“马家军”撤离高台城。

王振刚带领勤务兵在城内巡查,目睹“马家军”烧杀抢劫强奸的暴行,制止不了非常气愤。当他在西城发现一个马家兵奸污妇女时,气愤填膺,下令勤务兵把这个马家兵绑押到县城大十字枪毙示众。“马家军”为之震惊,烧杀抢劫强奸遂有所收敛。

“马家军”占领高台城后,把参加过“贫协会”和帮助红军做过事的400多名老百姓抓到西城墙下。马彪下令:“把老共产都迎来了,还是什么好老百姓,全部砍掉。”王振刚对马彪说:“老百姓就不要杀了,杀光了老百姓我还当什么县长?放回去把枪支交回来就行了。”马彪遂放了老百姓。

“马家军”撤走前,马彪要求县政府向老百姓摊派粮食50石作为军粮,王振刚不同意。最后实在扛不住了,就把县政府库存的40石小麦送给马家军,没有向老百姓摊派。

“马家军”把抓获的红军送往张掖时,王振刚留下3名小红军在县政府做杂务,留下1名红军医生,筹措资金在县城东关办了“西医诊所”,为老百姓看病。

2月中旬,“马家军”把抓获的260多名红军送到张掖韩起功部,部分红军重伤病员被韩起功杀害。原红5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警卫员兼通讯班班长岳兴帮1952年3月在高台县人民法院法庭作证时曾提到王振刚:民国25年腊月初八日马匪破城,我被王县长留在警察队喂马,留下的还有李生贵、□□(原记录无法辨认)唐。2月的一天,王县长询问警察到张掖送红的事,警察说送到张掖的红军伤病员都被马家兵活埋了。王县长听了叹息一声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送,留在这里养好伤后种地去。”?

1937年3月,高台籍的“马家军”排长王□□和许□□带着民团押着被俘的25名红军(其中有7名女红军)来到高台城。王□□对王振刚说想让女红军赵兰英做他的媳妇,王振刚说:“这是好事嘛,想要媳妇我给你说。”在王振刚的说合下,赵兰英为了活下去继续寻找红军,就同意了。王振刚还写了一份证明,盖了县政府大印。临走时,王振刚叮咛赵兰英:“去了就做个庄稼人,好好过日子,我给你当个娘家人,以后你们共产党毛泽东来了,你给说一下,也算是我做了一件好事。”

1937年6月,王振刚调任赴酒泉履职。老百姓听到消息后成群结队前来送行,一直送到西门外月牙湖,王振刚三次辞谢,老百姓都阻挡住不让走,王振刚只得返回。老百姓又跟随到县政府,送了一块黄缎软帐,上写“王青天”。当晚,王振刚和勤务兵骑马偷偷离去。

1945年5月17日,王振刚离任回家途中,在青海湟中县上新庄村朋友家借宿时,被马步芳派来的士兵枪杀,是年47岁。据说是韩起功向马步芳告密“王振刚有通共嫌疑”。

2011年5月25日青海新闻网报道,海西州乌兰县文物局在都兰寺附近发现民国时期都兰县首任县长王振纲的题词石碑,石碑上刻有“经营青海”四个大字,落款为“县长王振纲题”,现此碑已由寺管会妥善保管。

?

(作者系县工商联副主席)

?

高台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杜梓南的荣辱人生

段进泓

?

在张掖、酒泉、高台的各种史志着作中,都有“王铭五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本籍最早的共产党员”的记载。也许大家还不知道,在高台,还有一位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他就是杜梓南。

杜梓南,男,汉族,原名杜策田,1903年出生于高台县五区镇羌堡(今新坝镇官沟村)。杜策田出生时,其家庭已拥有很多土地,经营磨坊、油坊,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

杜策田小时候在私学读书,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24年毕业于酒泉师范预科班,1925年被国民党高台县政府保送到在兰州农林讲习所学习。

1925年9月,冯玉祥任命刘郁芬为代理甘肃督办率军入甘,李大钊选派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邱纪明、李印平等共产党员随军进入甘肃,当年冬天,宣侠父、钱崝泉、张一悟等人成立了甘肃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城内举行誓师,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出师甘、陕。同时,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颁布治理条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农工运动。

杜策田在农林讲习所结业后,来到共产党在冯玉祥部设立的政治训练研究所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冯玉祥部任政治教官。期间,杜策田经常参加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支委钱崝泉、党员邱纪明等人的集会演讲,逐步接受了革命道理。1927年3月,杜策田在钱崝泉、邱纪明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钱崝泉任冯玉祥部军务督办公署政治处副处长。杜策田协助钱崝泉在部队中开办图书馆、俱乐部、训练班,广泛宣传革命,争取进步官兵走向革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部将所辖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国民军,钱崝泉和杜策田被冯玉祥“押解赴陕”。经陕西党组织营救获释,杜策田和钱崝泉在西安中山学院、河南信阳等地宣传革命。1927年10月,钱崝泉赴江苏领导农民暴动,杜策田留在陕西继续宣传革命。192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杜策田在陕州火车站张贴散发传单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押往西安途中通过贿赂押解人员得机脱逃。因从事革命工作而两次被捕,杜策田心存余悸,再加上和党组织又失去了联系,杜策田心灰意冷,没有了革命斗志。当年冬天潜回家中。

杜策田回家后,因怕缉捕便更名为杜梓南。后任祁连乡小学教员、中心小学校长、祁连乡乡长等职。1947年10月当选为国民党高台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任至1949年9月高台解放。

在任小学教员、校长期间,杜梓南多次发起捐款捐物活动,扩建校舍,热心发展山区教育事业。在乡长、副议长任期,杜梓南又强取豪夺,欺压百姓,也为恶不少,被老百姓称为“镇山王”、“山大王”,成为新坝山区一霸。

1952年3月23日,杜梓南被高台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他的家乡被执行枪决。据高台县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杜梓南先后奸污妇女□□名,毒打致死人命□□起,敲榨勒索群众小麦400余石,银元480多块,黄金2.9两,大小甡畜200余头。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杜梓南兼任高台县国防工程处木料运输大队大队长期间,趁机滥伐倒卖祁连山松木1万多根,大发横财。

杜梓南,早年投身革命,本该是张掖、酒泉、高台籍最早的共产党员,是青史留名的人物,但后半生却为“镇山王”、“山大王”的恶霸行径所毁,这戏剧性的荣辱人生,充满着别样的悲剧,可惜可叹!

?

(作者系县工商联副主席)

?

往事回眸

回忆“文革”岁月

郭爱明

?

记得三年级刚开始,我们小学生就被一批批吸收到“红小兵”组织里,左上臂套一个印有黄色“红小兵”字样的红袖套,戴上这样的红袖套才能成为一个“红小兵”。中学生是“红卫兵”,左上臂也套一个“红卫兵”字样的红袖套。学校停止上课,我们经常和中学生一起排队上街参加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举着红旗、呼着口号、敲锣打鼓,声势浩大。经常和中学生一起参加辩论会、批判会、斗争会,似懂非懂地听着老师和中学生的辩论发言。还常常抬着板凳和中学生一起到公社的大会议室集会、陪会,跟着群众和中学生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等口号。开批斗会时,参会学生和群众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们喊一句口号举一次拳头。任何人都能站起来带领大家呼口号,都能随便打断台上人的讲话或发言,呼口号时人人都声嘶力竭。学校开批斗会时,被批斗的老师站在台上或人群中间,有时被红卫兵在脸上用墨汁涂黑,还要戴上一个用白纸做的一米多高的“高帽子”,有时被捆绑或做“土飞机”,有时被勒令站在凳子上,并抽空把凳子踏翻使之跌撞下来,有时拿一个东西或者门板拴上细铁丝挂在老师的脖子里,有时甚至被采头发、打耳光或者拳打脚踢,用尽其凌辱手段,这些情景惨不忍睹。很多斗人者都象发了疯似的。作为一个小学生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都感到心惊肉跳,每次放学回家都向父母说起,父母总是常常叹气说,从来没听说过有学生打老师的事,老师就像父母一样咋能打呢,这是什么世道。就这样,作为学生不能学文化,整天参加批斗会,批判“智育第一”、“师道尊严”等。“读书无用”的风气弥漫学校,许多学生都辍学回家务农。我也常想,与其这样在学校里混日子,看那些不愿看的情景,做那些不愿做的事情,还不如为生产队放驴挣工分。我也曾几次想辍学,但父母总是好说歹说不答应,并耐心说服我这样的混乱形势以后会好转的。此生能参加工作,当教师或作公务员,还是当初爹妈坚持的结果。后来升到五年级时,这样乱打乱斗的混乱局面才算告一段落,批斗会才稍有缓和,但还是没有教课书。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一本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当时叫做“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的教科书,我们上课时都从头到尾进行通读。一段时间,学校不是安排劳动就是安排背诵“老三篇”(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学校要求在同学之间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在背诵“老三篇”时,一个帮助一个、一个监督一个,同学们都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都感到乏味,但谁也不敢说,有的同学声称宁可参加劳动也不愿意背诵“老三篇”。后来又增加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两篇文章,称为“老五篇”。有时也学习毛主席诗词和中共党史,同学们对学习毛主席诗词和中共党史倒感兴趣,因无教科书,同学们一个个都认真记笔记,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我们每天早晨早操罢都集中在教室里,全班同学全体起立,把“红宝书”捧在胸前,声音洪亮地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您,忠于您的光辉思想,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午放学前,全班同学也都全体起立向毛主席作汇报。如果某个同学说错话、做错事就必须单个汇报,犯错误的同学恭恭敬敬站在毛主席像前表决心:“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今天没有听您的话,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今后坚决改正……”除当天说错话、做错事的个别同学单个汇报外,大多数同学的汇报词都是毛主席的一段话,即:“毛主席呀毛主席,‘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当时把这种形式叫做“早请示、晚汇报”。暑、寒假参加生产队劳动时,也同社员一起参加“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在同社员一起参加“早请示、晚汇报”时,常常发现站在后面的个别社员偷偷发笑。五年级毕业升到初中,学生的学业成绩根本达不到小学毕业程度。初中两年教学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学习毛主席着作的“讲用会”和“斗、批、改”的大会、小会常开不断,张贴大字报的声势不减,备战备荒造石雷的叮当声一度时间也充满校园。虽然有了新编的教科书,但几年没有正规上课,知识断层严重,课堂里所接触的知识,同学们都感到很生疏,学生学的费劲,老师教的更费劲。很多学生的心还没有收回到课堂里来,还不愿坐在教室里上课,坐在教室里也不好好听课,甚至还捣乱影响其他同学。好在上高中两年即1972至1973年,学校把大部分曾被批斗的教师“解放”了出来。被“解放”出来的教师在三尺讲台上施展着他们的才华,为莘莘学子倾注着他们的心血,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着他们的力量,因此,我们也能够坐在教室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两年。

回忆“文革”浩劫年代,学校的好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术上有成就的教师,均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也急剧下降。那些不学无术、唯恐天下不乱者一个个粉墨登场,无情地践踏和摧残着党的教育事业,造成了教育领域的大灾难。十年浩劫,不仅耽误了一代人,而且使教育质量急剧下滑,造成了学生知识匮乏和全社会人才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如今回想起“文革”时上小学、初中时混乱不堪、荒废学业的遭遇,在感叹祖国遭遇不幸、民族饱受磨难、教育事业历经浩劫的同时,也感叹个人命运的不幸。

?

地域文化

高台境内“”的探源

文/万有文

1

高台是一个台文化非常丰富的地方,不但县名与“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县内“台”文化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早在4000多年前,生活在高台的有娀氏国主就为其女简狄修建了九层楼台,始为高台最早的“台”。这个在《吕氏春秋·音初》中就有过记载:“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楚辞·离骚》中也记载了简狄之“台”的情况——“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

有娀在哪里?《淮南子·地形训》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不周山即共工怒触之山,也就是祁连山。不周山原为一个四方形的山,典型的南北相狭的河西走廊地形,也就是古文献中常说的昆仑之墟。后被共工撞破,才变为不周山,有娀之墟或昆仑墟者,墟,即为坏的意思,即为不完全之意。古代昆仑者为我国神话起源的中心地带,早期的人文始祖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所以,祁连山当为我国神话中的昆仑山,是一个精神上的昆仑山,而非地理意义上的昆仑山。《史记·殷本纪》中又说:“桀败于有娀之虚,桀走鸣条。”这里 “虚”同“墟”。有娀之墟即为昆仑墟,也就是不周山。那么,即为不周之北,也就是在祁连山之北,也就是高台一带。简狄在高台的说法即是成立的。从榆木山和合黎山发现的岩画,以及六洋坝史前遗址说明高台在远古时代是有人类活动的。

有娀氏为什么要为其女修建九层楼台呢?《山海经》中记载说,当时简狄已为帝喾的次妃,跟随帝喾西巡,顺便回家省亲,有娀氏为迎接帝王的到来,亲自命人在弱水湖畔修建九层楼台,并用美玉装饰,楼上还置放了鼓乐等器乐,用于在宴饮间起舞助兴。作为一个诸侯国,迎接天子的到来修建这样的楼台并不过分,期间不乏谄媚之意。但从帝喾娶有娀氏之女来看,两族的关系也是极为亲密的。

其实,有娀氏建国,由来已久,与黄帝部族的关系自古就非常亲近。有娀氏实为从女娲氏传袭而来,后在黄帝与蚩尤大战时,帮助黄帝打败蚩尤。即为神话中所说的九天玄女。因是有娀氏自古生活在弱水河畔,四周为玄山,后称为合黎山,玄而又玄即为黑,黎者也是黑的意思。玄山也就是黑色的山丘,所以此间的水又叫玄丘之水。此间之女自然叫九天玄女。在黄帝蚩尤之战中的九天玄女应该为当时部族的一个首领,而且为一母系氏族部落。对于帮助黄帝打败蚩尤的神话中,有说是西王母的,也有说是九天玄女的,也有说是魃的,但他们最后的封地都在昆仑弱水。

有娀氏本身就生活在弱水一带,魃最后说是封到北地,赤地千里,也正与西北地理特征相符;西王母的大本营就在昆仑山一带,从《山海经》中描述可知,《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西王母也是一个生活在昆仑弱水旁的母系氏族部落,戴胜,一种羽翎鲜艳的鸟;而且是虎头面具,身后还缀着一条老虎的尾巴。这俨然是一个部族首领兼巫师的装扮。再从帮助黄帝打败蚩尤的九天玄女魃来看,为鸟首人身;简狄误吞鸟卵而生商,被视为东夷之始祖,而西王母头戴瑁珄,最开始西王母的形象也是鸟首人身之形,所以,魃、西王母,简狄实际上都是同一神话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化,其所在部落发展壮大以后,以扼据昆仑弱水,发展成为后来的有娀国,成为黄帝部族的有力支持,并世代与黄帝部族交好。

所以,古文献中所说的西王母之瑶台,与简狄之瑶台实是同一回事。西王母住昆仑山,上有瑶台,下有瑶池。简狄之瑶台,近邻弱水,神话中所说的西王母之瑶池实际上就是指祁连山下的弱水大渊。当地球经过第四纪冰川期后,山上的雪水都融化流入山下的狭地。昆仑山早期为四方之山,也就是四周都癃闭关塞,水在山下越积越多,形成一个大渊,浅的地方几米深,深的地方达到几十米。所以自古都说弱水中鸿毛不覆,舟影无踪。在河西走廊形成不周山或昆仑墟之前,弱水四周生活着诸多的民族,毕竟人都是要依水而居的,像在张掖境内的黑水国遗址、民乐的东灰山,包括我县新坝六洋坝史前遗址基本都在台地,这说明当时祁连山一带水源丰富,而到后来由于气候变得干旱,水量减少,加上后期的洪水疏导和治理,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山狭地带水流出,陆地得以裸露出来。以致于山下弱水中的水流干,此地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沙化,此处也就不再适于人居住,部落纷纷向其他地方迁徙。

历史虽然过去千年,甚至万年,但美好的神话传说一直流传于民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而简狄这个与高台有着千丝万缕的奇女子,透过她的神秘面纱——我们不仅又看到高台最早的简狄之台,还发现了她隐隐与西王母瑶台、瑶池有着某种关联。瑶台,在这里成为美玉装饰的楼阁住所,这是在显示一定地位,有着某种权利的人才会有的居所。

?

2

除此之外,高台的“台”还与一些“土台”相关。

土台相关的信息是巨大的,有历史的,神话的,考古的,并延伸了人心里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一种权威,一种在历史里蜇伏的家族、部落以及国家,在这里却演化成了王候将相们的墓葬。

在高台,这种“台”的存在是普遍的。在西南骆驼城西滩村,这种台基式的墓葬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墓制形式。这些土台集中与集体暴露于西滩村方圆五公里的地界上。当我们看到一些方形的土堆,豁然屹立在这片土地上时,我们的心灵是好奇的,也是惊讶的。不知道它又与怎样的神话、历史存在着某种关联。

在最开始的流传中,这些土台被误认为是当时某个历史时期将军们的点将台。但后来随着那些土墩裸露出一些盗洞后,才发现长期以来流传在本地的传言是错误的。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点将台,而是一个个墓葬。但如此招摇地修建墓葬,就不怕招来盗墓者吗?事实也如比,所以,高台现存的这样的土墩墓几乎都为空墓。但其颇为壮观的墓葬形式,作为台式墓葬的研究在考古界引来颇多的争议。其实古人设制这样墓葬的时候,也想到了被盗的可能性,天然的沙土结构就是很好的防御体系,本以为在上面罩上这样硕大的土台便可掩人耳目,但一旦被发现这土台之下是古墓,便有盗墓者跃跃欲试,奈何一代又一代盗墓者前赴后继,加上后来盗墓技术的发展,让这些台式墓葬惨遭祸手。现在,我们面对这些台式墓葬大多既无法考证墓主人的真实身份,也无从考证一些历史的成因。但从壁画砖中和零星的文物依稀还能辨别出于魏晋时期。

按照当时魏晋风俗,普通人家是无法葬起这些土墩墓的,以这种高档奢华的土墩墓很显然是当地的一些望族,或者是王侯将相、郡守等当地官者,才有能力有资格修建这样的墓葬。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墓葬是何其简单:一口棺木,几个陶罐,就算完事,有的甚至连棺木也省略了。看着都有些心寒,足可以说明当时社会等级的森严,社会贫富差距巨大。那些世家大族、王候将相的墓葬不但是青砖筑成,有高大的照壁,宽敞的墓室,而且还不止一个,从没有盗掘的极个别墓葬看到里面的藏品极为丰富。坟地外围也与一般百姓有很大不同,坟地外围多为土台高筑。据文物局专家介绍,这些土台之上原本还有木制建筑,由于年代久远,那些建筑早已朽坏消失。

?

3

?

而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台却与本县的县名有着莫大的关联。今人多以这台上曾修筑的寺庙门口的楹联追寻咂摸着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句“台虽不高,县名因此而立”,就将本县由来与此台扯上了关系。既然是“不高的”一个台,为何能牵动一个县的历史?它到底有什么来头?

《甘州府志》中曾记载说,高台县城西十五里有土台高约三丈,传为西凉王李暠所筑,后人建寺其上。这段文字说明了三个信息,一个是县城西的土台高约三丈;二是台为李暠所筑;三是台上原本有寺。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李暠的大本营在酒泉。高台在当时一段时期是在李暠的统治范畴,李暠为什么要在高台这么一个位于西凉国边陲的地方如此兴师动重建这么个台呢?

在当地也曾一度传为西凉王李暠的点将台或军事了望台。如果是点将台,难道古人点一次将,就要费这么大周正修建一个土台,岂不是荒唐之极吗?再看,军事了望台的说法也有些站不住脚,此地有建造的汉长城及烽燧,作为军事了望,多为高山峡口的军事要塞之地或安营扎寨的城楼上修建,在这种建筑上设立了望台,其高度也达不到了望的要求,再者李暠何以要在高台这样相对于西凉来说统御能力弱化的地方建台?对当时的西凉来说,尽管李暠也有野心想统一河西,但不料之后便遇上了北凉这个劲敌,一次意外的战役之后,李暠便失去了建康,即高台的一大半土地。所以对当时弱化统治的高台来说,李暠在此建了望台,而且是土制的,丝毫没有必要,倒不如搭个木架,站得高又看得远,岂不省事?

既不是点将台,又不是军事了望台,那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墓葬。从骆驼城西滩村的台式墓葬来看,这“土台”应基本为同一时期,既然骆驼城的为墓葬,高台县城西十五里的土台也应为墓葬,而且应是当时极为重要的人的墓葬。那么到底是谁的呢?

从李白家谱记载可知,李暠为李白之祖,而李广又为李暠之祖。李广曾战死河西,尸身不存。不存的原因是不知道葬在哪里了。李暠曾追认李广为其先祖,为先祖立碑建坟,无可厚非。而一些文献中也记载了李暠筑台的这一事件,是为滴血认清,还是另有深意?总之,这种台式墓葬也是符合当时时代气息的,李暠的目的也只是追根寻祖。从一些史料记载中可知,李广生前战斗之地,延伸到玉门、敦煌一带,而李暠为什么独独在高台城西建台?那就是李广身前确实葬在台子寺。这也就解释了李暠为什么一定要去高台城西筑台的原因。

而致于古人为何要将墓葬修得这样招摇于世,一是为显示身份,二是为便于祭祀和辩认。但却忽视了盗墓贼这个千百年不能苟除的历史病症,最终被洗劫一空。

4

?

在台上建寺,已是唐后期的事了。寺却与一个中国人人皆知的和尚分不开。

其实从玄奘西行取真经,之前已有和尚西去取经了。只不过当时的玄奘引起的轰动效应更为广泛一些,加上当时佛道两派之争,已到水火交融的地步。从《西游记》中透射出的,佛教为更有力地推行教派统治,他们最终还是将手伸向了统治阶级。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只有统治阶级认可了,设为国教,才能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被得到认可。从《西游记》中释迦摩尼说中土多为“愚妄之民”到唐代后来的几代帝王都推崇佛教、大兴土木、建寺修院来看,很显然佛教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一点与玄奘是分不开的,玄奘有不可磨灭的功劳。至少他的这次西行,对中国后世佛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在中国大地上便兴起了佛教热,修建寺院,包括高台城西土台之上修建颇为壮观的台子寺。

高台本地传有玄奘过黑河时,将经书遗落水中,在土台之上晾晒经卷而得名的说法。有人也曾怀疑如若当时玄奘晒经,只要找到一块空地即可,为何要费力地到那土台上呢?很有可能是当地百姓听说有高僧从印度返回,受邀于当地百姓,在土台上为他们讲经说法,驱除邪灾。土台之上可能还有简易的庙式建筑,玄奘是暂时安歇在上面,一些被当地百姓帮忙搬来的经卷,有的还未完全晒干,便在其上再次打开晾晒。

从当地老人的记忆,在六十年代拆庙之前,庙中供奉的除如来佛祖、弥勒佛、观音菩萨外,还供奉有唐僧师徒四人的雕像。可见,唐玄奘取经过此地是肯定的。由于玄奘之故,加上后又在寺中为其塑身,所以此寺香火极为旺盛,方圆百公里内常有人赶来烧香拜佛。后来,台上寺庙被毁,只留有一个周身长百步的土台。台依然被充分利用起来,成为人们听戏的天然戏台。往往是台前台后各立两根杆子,拉上幕布,台上被这样简单布置一下,这戏台便也成形了。加上此台本身就有些高度,已基本满足大家听戏的要求。

后至七八十年代,村上为方便戏班演员,还在台下挖过一个房间大小的洞穴,演员便在洞中化妆换服装。不过,不久土台坍塌,此台最终成为一堆土。后来,听说,县文物局还组织专人对此台进行了挖掘,来验证台下是否真有李广的墓。但最终一无所获。直到今天,天水李广故里也只是个李广的衣冦冢,李广真正的墓依然没有找到。但台子寺之台传为李广墓的说法由来已久了。并且史书中明确记为李暠所筑。是因时间太久,李广尸身不存?还是这里遭盗掘,墓早已不存?在李暠修墓之前已然是一座空墓,就连尸身也早已不知所踪。毕竟李广与李暠中间相隔了近五百多年。李暠只不过为纪念先祖在形制意义上建了这么一座古墓而已。

尽管如此,但正是此台,成就了高台之名。

明朝初年,开国大将冯胜平定河西,因城西有土台,遂在此设立高台守御千户所。

雍正三年(1725年),才合镇夷守御千户所与高台守御千户所,称高台县。县名至今沿用。

?

红沙河戏班

任积泉

?

早就听说高台县新坝乡红沙河村有个古老的戏班,村里有个古老的习俗:戏班每年腊月三十必登台唱戏,年三十看戏就是村民的“年夜饭”,唱戏看戏在村里经久不衰,但一直没有机会亲自去考察。2013年2月22日,应该村在张掖工作的几位朋友之邀,由我侄子任治国开车,约原七一秦腔剧团板胡演奏家兼作曲田胜举、市委党校蒋兴国硕士、西北师大音乐学院学生田朝一起对这个戏班进行了考察。之后的一段时间,又以电话、约谈、查阅资料等方式对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甄别、研究,终于初步撩开了这个神秘戏班的面纱。红沙河村是高台县新坝乡西南角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庄。村委会与剧院建在同一个大院里。剧院建的恢宏大气,能容纳500多人看戏。剧院是在明代旧戏台的基础上完全按照过去农村传统戏曲演出的样式建造的。有宽大的后台化妆间和道具陈列间,那些戏班成立之初使用过的衣帽箱、化妆柜、道具架仍然摆放在那里亦或继续使用。村庄距离县城65公里。这里的海拔在2200—2400米之间,每年的十月中旬至次年的四月中旬都属于寒冷的冬季。村庄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南靠祁连山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毗邻,西傍马营河(红沙河)与酒泉市屯升乡隔河相望。素有“炊烟绕三县,麦香飘两州”之说。

根据《红沙河村志》记载,远在明朝嘉靖年间,这里就有一个用眉户、秦腔演唱的“泥头戏”戏班。后来由于“泥头戏”表现手法单调,人们就在此基础上将原来的戏班“升级”为由演员直接扮演角色的戏班。到了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本村的一位坐家道台(有官衔但不去上班)陈洪章出资正式组建了比较规范的戏班“三义堂”。光绪十一年(1885年),本村武举人陈洪翔将“三义堂”更名为“忠义堂”并一直沿用到了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戏班的名称屡有变化:1958年戏班起名“红沙河业余剧团”,1966年更名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78年后,又恢复了“红沙河业余剧团”名称。虽然历经艰辛,但这个民间戏班却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戏班仍然有业余演员33人。年龄最大的89岁,最小的16岁。古老的戏班为后人留下了6副清朝以前置办的戏箱;60多本民国以前的剧本,蟒、靠、靴等30多件;手工打制的唢呐、自制的龙头拐杖、打将鞭等道具20多件。

红沙河戏班属集体所有,箱主或团长都从内部德高望重的演员中产生。戏班在村里的演出都是免费的。维持戏班运行的费用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知从何时起,村里在祁连山深处拥有了一块牧场,这块牧场能放牧200头左右的牛羊,这些牛羊收入的一部分就用在了戏班上;另一个方面是村里乡绅的捐助。这样的捐助有时是自愿的,有时则带有一点强迫的味道:清光绪年间,乡绅陈洪翔计划购买戏箱需要向富家筹260块银圆时,只有一家"小气鬼"不愿出钱,待戏班唱戏时陈就守在戏台前把那家来看戏的大人小孩全挡了回去,无奈的大户人家只好交了几十两银子才算了事。

红沙河村虽地处偏远,但在戏曲人才交流方面却并不保守。他们经常请外地演员来戏班串班演出或请知名"把式"来戏班做指导老师以提高自己的演出水平。如清朝末年陕西艺人杨三保、甘肃天水艺人马大汉,民国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60年代先后有酒泉艺人大生生、金塔艺人小生生以及本县宣化镇乐善忠义班的着名演员徐发昌、盛正魁、冯良基等都曾受邀来村传授技艺。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时期,从高台城里迁来的移民中有秦腔艺人范进喜、张熊、许惠等人,这批艺人为戏班充实了力量,演出剧目大大增加。戏班经明、清、民国数朝至今500多年的积淀,积累了100多本剧目。据老艺人说,旧时戏班赴外乡外堡唱戏,若封场演出或士绅包场演出,仅《三国》《封神》戏就能各连唱数十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系张掖市社科联副主席)

?

?民间故事

大禹治水正义峡

文/万有文

?

相传在尧帝(古代的一个帝王)在位的时候,黄河连年发生洪灾,淹没了很多的房屋和粮田,老百姓无处安生,加上又出了许多的毒蛇猛兽,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加疾苦了。尧帝看着百姓苦难不堪也是心急如火,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最后决定派(gǔn),也就是大禹的父亲前去治理洪水。

但是(gǔn)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只知道用“堵”的办法,到处固堤修坝。等洪水再次暴发的时候,反而更凶猛,并淹死了好多的人,还冲毁了都城。

洪水没有被平复下去,事情反而更加严重。尧帝也有些自责的意思。认为是自己用人不当,觉得自己已经年老,就退位让给了舜。

舜刚一上任,就着手治理洪水的事情。当他四处察看了水情,发现鲧治水的思路从根本上就有缺陷。一气之下就把鲧杀了。

鲧死以后,鲧的儿子禹勇敢地接受了父亲没有完成的任务。在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他四处查看水情,决定采取疏导的办法,将洪水引至一些关隘峡口和荒僻的地方。他发现一些地方正是由于这些关(ài)峡口而堵塞,水流不过去,漫溢出来就淹没了庄稼粮田。

从一开始,他就领导百姓以疏导为主,洪水果真都渐渐地退却下去。加上百姓的支持,很多地方的洪水很快被平复。有一天,他又来到一个叫弱水(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黑河)的地方。那里的老百姓也正遭受着洪水与猛兽的侵袭,大地上一片狼籍,哭声连天。大禹在当地百姓中询问了一些情况,就着手制定治理洪水的计划。他先是领了几个人沿河进行了一翻勘察,了解了水情之后,就带领百姓开辟隘口。

第一个开辟的就是龙首山隘(就是现在的山丹县向西张掖的龙首山口)。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洪水终于被疏流了下来,奔入茫茫的草原。转眼之间,山下便成了汪洋大海。但是水流至合黎山时,洪水又被挡住了。大禹只好带领着百姓,又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凿开了山口,洪水最终穿过峡口流入了大漠。

洪水退却以后,大地重新露出了水面,那些毒蛇猛兽也消失得不见了踪影。大地上一片欢呼雀跃,因为农民们又可以耕种土地了。

后来当地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英雄,让后人传诵他的功德,就把大禹开凿过的那个山口取名叫正义峡,还在峡口上方的山坡上为大禹修了庙,立了碑,以示纪念。

据史书上记载,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由于走的路多,腿上的毫毛都被磨掉了,人枯瘦得如同一把柴,身体早就被拖垮,因此还病倒过好几次。而大禹正是靠着他持之以恒的精神和毅力,才将洪水最终治理成功,他也因此被推举当了部落首领,开辟了一个新的帝王时代。

高台民俗

罗神仙与“胡公子叼亲”

孙登平

“胡公子叼亲”(当地方言,意为抢亲),本地人又称“打棍”、“八打棍”等,为汉族民间舞蹈,起源于中原地区,明代官方移民流传至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的高台县,目前为高台县黑泉镇永丰村(原名洼坝堡)传统社火节目。据《中国民间艺术大辞典》记载,在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寇家河乡龙槐塬亦有流传。因棍的两头皆可进攻,又可防守,十分灵活,故又称双头棍。因明代高台为边疆地区(黑河北岸有明长城为证),如今当地居民或为军人后裔,或为戍边屯田百姓之后,故孕育成该舞蹈动作粗犷有力,场面激烈奔放的风格,整个表演犹如古代士卒操练一般,有明显的戍边尚武和军屯文化色彩。

关于这一社火节目的形成,当地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当地有一股土匪,头缠红巾,经常在附近村寨欺男霸女、为非作歹、“胡叼哄抢”,成为附近乡里的一大祸患,被称为“红头贼”,实为一邪教组织,又名“悄悄会”。据说,这些人也都是会邪法的,他们骑的是纸马,领的兵是纸人,在天上行走,只因天阴下雨,纸人纸马都落了下来,无奈才在娃坝堡的玉皇楼落脚。起初因为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这些人走不了,又没吃的,才抢当地人的东西吃。但时间一长,这些人竟然不想走了,就成了一大祸患,当地人自然要想方设法解决他们。据说当时有一个给这些人做饭的姓杨的厨子,是洼坝堡人,就是他把这些人做法的机密都透了出来,当地的罗道士才找到了克制他们的方法。这位罗道士人称罗神仙,他很有些道行,他有四大绝技:鬼打灯、鬼推磨、鬼抬轿、鬼推车。

关于“鬼打灯”,是这样的:他夜晚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他的前面和后面各有两盏灯在空中飘着,他走到哪里,灯就跟到哪里,他让灯着灯就着,他让灯灭灯就灭,他让灯走灯就走,他让灯停下灯就停下。

“鬼推磨”是这样的:一般在夜间进行,他把需要磨的粮食放在磨道里,施一阵法术,他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一看,面就磨好了。有一次他又使用鬼推磨的方法在磨面,半夜里去起夜,听见磨道里石磨隆隆地响着,他就想去看个究竟。抬头看看天上的毛毛月亮,他悄悄地来到磨房旁,从窗户往里一看,结果发现推磨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已经去世的父母亲。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使用过鬼推磨。

“鬼抬轿”是这样的:他每次到黑河北岸去做法事,都是将一张方桌放在黑河水面上,那方桌的桌面根本不挨水,而是四腿悬空站在水上,他坐在方桌上,方桌就向河对岸移去,转眼就过了河,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后来,这位罗神仙的儿子也继承了他几乎所有的法术,但最后还是死在了这个“鬼抬轿”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那位小罗神仙又到河对岸的十坝去做法事,回来的晚了,他正坐在桌子上过河的时候,突然鸡儿叫了鸣,鬼吓得丢下桌子就跑,他也掉到河里淹死了。

“鬼推车”是这样的:有一次,罗神仙不在家里,有一个外地的道士到他家里去化缘,吃的喝的都给了,他还想要钱,罗神仙的老婆就没给,结果那道士把罗神仙家的火门给封住,他老婆咋烧锅锅都不滚。罗神仙从地上回来,一看饭还没熟,就问老婆是咋回事,老婆把情况一说,他就明白了。只见罗神仙从大轱辘车上卸下来了一个轱辘,上面贴了一张符,车轱辘就一溜风地滚出门去了,这车轱辘撵上了那个外地道士,并且一直把他砸着赶回了罗神仙的家里才停下。那道士乖乖地把罗神仙家的火门解开,罗神仙才饶了他。

据说,罗神仙之所以这样厉害,是因为他使的是红煞神和黑煞神。有一次,他闲着没事,就随意喊了句:“红煞神、黑煞神到!”话音刚落,一红一黑的两个柱桩就出现在了他面前——据说这些凶神是不可以随意呼唤的,把他们喊来,你要是不给他分派事,他就会反过来伤害你——罗神仙慌忙之间只好说了句:“去把付大师的锅底给套掉!”付大师是洼坝堡的一个屠家,当时正在汤猪,锅底突然开了个大洞,一锅滚水全淌掉了。付大师一想,肯定是罗神仙日的鬼,于是就找上门来,罗神仙只好给他赔了一个锅。从那以后,罗神仙再不敢随意喊红煞神和黑煞神的名号了。

在对付“红头贼”的过程中,大家都听的是罗神仙的号令。罗神仙掐指一算,说道:“遍地红花开,但等白霜杀。”同时预言在当年腊八日,即可将“红头贼”一举歼灭。于是,当地四大堡(大宁堡、定安堡、乐善堡、洼坝堡)的头人一商量,决定组织四大堡的壮丁秘密操练,每人拿一根大头柳棍,待腊八日三更时一起行动,一举剿灭“红头贼”。到了这一天,四大堡的壮丁们如狼似虎,将“红头贼”打了个一败涂地,最后几个“红头贼”的顽固分子全部盘踞在娃坝堡的玉皇楼上不下来,一时难以攻克。为了斩草除根,头人们决定火烧玉皇楼,在一片烈火浓烟中,“红头贼”与洼坝堡的玉皇楼一起化为灰烬。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每年腊八日这天,四大堡的壮丁们都要在洼坝堡会合,手持大头柳棍,演练庆贺一番。久而久之,大宁堡、定安堡、乐善堡的壮丁们再不来了,只剩下洼坝堡的壮丁们还在年年庆祝,并且愈演愈生动,演化成今天 “胡公子叼亲” 的社火节目。本来,“红头贼”是在洼坝堡被消灭的,但久而久之,邻近各村的人却将洼坝堡的人戏称为“红头贼”。

《胡公子叼亲》这个节目有说唱、有打棍、有情节,说唱与打棍交替出现,以锣鼓铺垫之,表演时非常精彩。主要情节为:一男子看上一女子,因白天提亲不允,遂乘黑夜之时前去抢亲,先以礼相待,协商未成,双方遂打斗不止。打棍以锣鼓为乐,但舞者的动律却不受锣鼓乐节奏的限制,激烈的鼓乐只起烘托气氛的作用。打棍是当地春节期间群众耍社火当中的一种形式,表演时,8人身穿黑色衣裤,分4男4女角色,男角头扎白毛巾,腰系白腰带,女角头扎红头巾,腰系红腰带,男角每人手持一根5尺(1.5米左右)长棍,女角每人手持2根2尺短棍,棍材一般用柳棍,质地柔韧,不易折断,适于表演。表演时,4男4女分两队相对上场,男队中有一人上前说道:“许不正义,冒黑夜夜长,有一位小姐人材出众,押定礼物!”紧接着唱道:“随带人役莫弹慢,我和她小姐是结了怨,行一步来到了府门上,我看你岳父岳母哪里藏?”女队中再有一人上前唱道:“随带丫鬟莫弹慢,我和他公子是结了怨,行一步来到了府门上,哪一个胆大底(的)上门来?”男队中仍有一人上前唱道:“随带人役莫弹慢,行一步来到了府门前,我劝你今天迎亲还可罢了,劝你不迎亲我一顿饱打。”女队中复有一人上前唱道:“随带丫鬟莫弹慢,行一步来到了府门前,我劝你今天回去还可罢了,劝你不回我一顿饱打。”随后,女方在内背靠背呈防御之势,男方在外呈包围之势,围成圆圈对打。打棍的基本动作有5个:(1)护顶——双手举棍护头;(2)护膀——双手将棍侧拿护肩膀和胳膊;(3)护腿——双手将棍护在腿部;(4)掠棍——扫蹚;(5)磕棍——磕腿。这5个基本动作,依次贯穿使用。对打时,舞姿不断变化,时而提棍跳跃,时而挥棍搧扫,打棍者动作熟练,配合巧妙,转如车轮,打棍声铿锵悦耳,响彻云霄,棍影上下翻飞,节奏整齐,对打者用力浑厚,气势磅礴,场上汗流浃背,热气腾腾,场下惊心动魄,人山人海,十分壮观。据说,每次表演这个打棍节目的时候,都抬的一捆棍,随时出现打折的情况,随时更换。

当地有一句俗谚:“洼坝大寨子,尽出的戏娃子!”大寨子,指的是乐善堡(如今已分为乐一、乐二、乐三三个村),他们有一个能支撑门面的戏班子;而洼坝堡的人也是善于唱戏演剧的,《胡公子叼亲》可以视为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2010年8月,《高台胡公子叼亲》被张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张掖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时至今日,高台“胡公子叼亲”面临失传,能演练棍法并熟悉唱词者已为数不多。目前该项目尚无影像资料留存,亟待抢救。

?

(作者系高台县文联干部)

?

高台乐二村的清街习俗

万有文

?

高台地处河西走廊中部,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县城。西汉年间,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自此高台告别了被少数民族长达千年的统治。后经明代开国大将冯胜在此设所建制,经明代迁民移风,逐渐民多繁盛,至清代康熙年间设县,用名至今。

深厚的文化积淀,给这里不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还在当地留传了诸多民间风俗。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至今还沿袭在高台乐二村的清街习俗。它是高台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的,是当地古老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每年农历正月十三,乐二村的村民就会推选一位德高望重、能说会道的老人,穿戏装,扮成“封官老爷” 逐街送福。“封官老爷”骑一匹装扮漂亮的骡马,前面三人敲锣打鼓开道,后边左右各有两个随从,打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四面牌子跟随出行。

“封官老爷”所到之处,街清院净,邻里结伴摆酒设宴,燃放鞭炮迎接“封官老爷”。“封官老爷”则下马作揖,拂袖掸尘,送上来年的祝福。

清完街,邻里们还要在街边摆长桌,聚在一起吃喝玩乐,相互祝福,共同谋划新一年的打算。

乐二村的清街习俗来源,与本地喜好唱秦腔的风俗是分不开的。

在清街习俗中,“封官老爷”及其随从的装束完全是秦腔戏剧中的装扮。

在乐二村有一个留存至今还在演唱的秦腔戏班——乐善忠义班,据说它是明朝大将冯胜在西征时整建的。而清街习俗与本地人爱唱秦腔不无关系,很显然他们是将秦腔戏剧中的人物搬到了现实生活中,可以说,乐二村的清街习俗是秦腔在民间的一种延续和传承。

这些鲜明的明代服饰,让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秦腔戏剧中的那些人物。据相关资料可知,高台清街习俗是在乐善忠义班建班之后产生的,但也有四五百年的历史。

清街的寓意,一个是将家里里里外外打扫干净迎接新年。在高台本地很多地方都有清街习俗。只不过没有乐二村这么隆重,内容没有这么丰富。另外,通过“封官老爷”的拜封,给拜封的人家祝福,让拜封的村民获得美好的祝愿,在来年心想事成。三是“封官老爷”拜封后的百家宴。“封官老爷”拜封祝福后,在干净的大街上或某个宽敞的人家院落里,村民们坐在一起话家常,相互祝福。而对于一些邻里街坊相互之间的矛盾,在百家宴上也会得到“封官老爷”的调节。通过调节,大多邻里街坊的矛盾会得到化解,大家都相信“封官老爷”的威望,或图个吉利,便握手言和了。

乐二村的清街习俗,实际上是早期的政府官员与民亲近的一种正常的官府行为。起初,只是官府老爷到下辖的村社去体察民情,看看自己的执政理念贯彻的怎样,自己治理的村民是否安居乐业。对于这样的一位官员来说,已经算是一个极为尽职的了。但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骑大马的官府老爷再不会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对这样一个尽职尽责的官府老爷还是较为怀念的,便应用而生有了后来的戏剧装扮。人们发现,这种装扮的结果一样有效果,也渐渐被演变成一种春节文化活动。

这一春节文化活动之所以没有被乐二村村民抛弃,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的实际的社会意义。一个是它昭示了人们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向往,和对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渴望;另一个则是通过官府老爷的调节,村民矛盾少了,民风也逐渐朴实了。这是这一习俗本身所具有的最直观的社会价值。所以,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延续下来。

?

文史苑地

高台的农业

王旭忠

?

狩猎和采集哪一种职业出现的更早,似乎没有定论,这中间关系到两性的职业特点。实际上,采集并不能算一种职业,充其量是一个工作,还不是经常性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受到季节等气候因素的严格限制。但是当采集发展为农业时,农民就绝对是一种职业,而且是所有职业中最稳定的职业。

高台的农民来自于军人,这是因为高台是军营。中华帝国的历朝历代疆域都比较广阔,苦寒贫瘠遥远的西北一直是帝国的边疆。比西北地区更远的西域也就是到了更晚的清代,才真正进入了帝国的版图,新疆这个名字的含义也说明了这一点。边关遥远让驻守边关成为一件耗资巨大的工作,仅仅粮草等必备物资的供应就足以让一个王朝精疲力竭。于是聪明的朝臣想到了屯田,让驻防士兵自给自足。就这样一批批扛着枪的农民或者说带着锄头的军人来到了边关,来到了西北,来到了高台,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开拓者。

汉唐长达一千年的开垦给高台留下了一片约20万亩的荒原,水断了地荒了人走了,然后重新便成了少数民族的牧场。明朝建立后,重新实行以前的屯田政策,沿着黑河寻找可开垦的土地,农民成为这片土地上重新出现的一个群体。

一群人来到一片陌生土地上,带着背井离乡的痛苦与悲伤,带着军人的血性与责任,带着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当然也带着朝廷的资金支持,用刀枪保卫着这里的和平与安详,用锄头建设着这里的繁荣与昌盛。他们来自中原,来自农业技术稳定农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他们的到来,给这里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

在这里开垦土地大面积种植,首要的任务是修筑水渠。水渠的修建是个系统工程,资金支持、人力资源,这些问题除外,仅仅技术支持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修筑水渠,首先必须了解水流的流向,水量的大小,各个季节的降雨量,而这需要长期大量的观测和大量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指导,而开挖水渠,又需要了解所经地域的地形地貌,确定渠道的长度宽度和工程量,修建引水口、拦河坝,排放尾水等。等到总渠修筑成功,还要根据灌溉面积修建支渠、斗渠、毛渠等,同样要考虑地势地形坡度等等,还要修建数量众多的水闸。围绕着高台的六条河流,修建的水渠先后有三四十条,至于支渠之类就不可计数了。

修筑水渠的难度,仅仅从当代我们自己所做便可窥豹一斑。我们修建过双丰渠,修建过迎丰渠。修建过西干渠。几乎都是几次上马。抛开资金的问题,人力的问题,技术是个重要的的问题。

虽然如此,但这里聚积的是全国之力。有国家的资金支持,有军队这个强大的人力资源保障,加上军营这个人才的宝库,更不要说还有朝廷派遣的专门的水利人才。

在不长的时间里,这里便沃野遍地,沟渠纵横,经济繁荣,人丁兴旺。

但是随着开垦的土地日渐扩大,黑河水资源的分配便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统一的调配,有限的河水得不到有效的运用。尤其是干旱年份,居上游者用水无度,居下游者农田受旱。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镇夷堡廪生阎如岳带领乡民就水利不均事,向巡行地方的陕甘总督绰奇申诉,绰奇不仅未予受理,还将阎如岳收监。但阎如岳多次申诉,终于在雍正二年(1724年)经陕甘总督年羹尧调查确定了黑河水规,以保证镇夷及毛目、双树屯等下游地区的农田灌溉。这个水规(后称黑河均水制度)经不断修订,一直沿用至今。

高台的农作物同河西地区的其他地区一样,以小麦、谷子、玉米为主,加上数量不多的小宗杂粮。如蚕豆(这里叫大豆)、青稞、黄豆(学名叫大豆)、洋芋、水稻、高粱、糜子、荞麦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以前,谷子是这里主要农作物之一,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谷子脱壳而成的小米也是主要的食物。但是高台同河西其他各县不同的水资源比较丰富,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沟渠交织,所以水稻面积较多。这里需要提起的是明朝正统十年(1445年)任镇夷千户所千户的江南下邳(今江苏睢宁)人邹和,是他在任职期间“教民树艺,稻田自和始”(引自《肃州新志》)。一百多年后至万历年间,水稻仍在“高台镇夷种植,亦不甚广”。经过三百年的发展,至清乾隆年间,已是“黑河沿岸举广种稻”(引自《高台县志》)。

还要说到棉花的种植。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江苏常熟人周廉到高台任知县,提倡纺织,召集乡民入县署,亲授纺织技术。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正白旗蒙古吉朗阿佐领下的那逊阿古拉任高台县知县,“潜心实业,教植棉,藉资纺织,俾周廉未尽之功。高民本布畅销,为生产大宗,至今利赖之”(引自《高台县志》)。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高台的稻米、棉布仍是特产。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上海《申报》记者陈赓雅受报社派遣赴西北考察,在途经甘肃时采访了当时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在朱绍良介绍甘肃经济时就提到了高台的特产——棉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和发展,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了农业社的议事日程。由于原来长期的个人经营,土地缺乏统一规划,居民点分散,耕地大致根据地形随高就低,地块狭小,地埂弯曲,随之而来的是水渠弯曲密集,杂乱无章,从而导致土地利用率低。1970年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高台县设立了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制定农田基本建设规划,以渠系配套和小型水利为中心,以建设条田、改良土壤为重点,以好渠道、好条田、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的“五好”为标准,以实现蓄、引、提、排结合,渠路林田配套,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为目的,在春播夏收秋收后的农闲时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经过长达七八年的建设,终于将广大的农村建设成居民集中,农田连片,渠路林田配套,粮食产量稳定的新型农村。而今在高台的乡村中穿行,你会感受到这个当年称之为“平田整地”运动带来的巨大的变化。沿着道路整整齐齐的一望无际的“条田”(条状田地)在林带的护佑下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路边、田间的水渠内细流淙淙,进入居民点,街道平整,屋舍整齐,掩映在房前屋后的树木之中。你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吗?

有了平整连片的农田,耕作制度的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产量低的谷子、水稻种植面积的减少,产量高的玉米成为了高台县的主要粮食作物,进入七十年代,高台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在学习外地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试验,摸索出了一套适合本县的带状种植方法,并开始在全县大面积推广,十年之后,带状种植成了本县川区占绝对优势的耕作方法和耕作制度。这种耕作方法,利用了农作物生产的时间差、茎干的高度差、根系的深浅差,使光、热、水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将一年一熟制改变为一年两熟甚至多熟,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集约化生产,从而推动了河西商品粮基地的建设。高台人真正吃饱饭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最大的作用是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农民有了余粮,心中就有底了,不慌了。于是再开始发展经济,搞养殖,出外打工,其结果是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经济困难,肚里有了油水身上穿着体面,更主要的是进而从生活上从心理上让广大的农民有了平等意识、主人翁意识、政治意识。随着新技术的推广,比如地膜覆盖、玉米制种等,我们渐渐发觉,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精耕细作,确实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形势,不能适应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于是,在政府的引导之下,进行土地流转,开始向现代化的大农业艰难地迈进。

纵观高台农业发展,你会发现,抛开政治的变迁,科学技术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开渠引水需要科学,需要技术,配置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需要科学技术,进行农田建设需要科学技术,建立新的耕作制度需要科学技术。伟人有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在高台的农业发展中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来。

(作者系高台一中教师)

?

水稻的高台经历

王旭忠

?

南北朝时代是南方经济和政治地位快速上升的时期,从此导致了隋唐时期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水稻因此取代麻成为了中国人的主食之一。

长期以来,麻、黍、稷、麦、菽是北方地区中国人的主食。麻为主食,由来已久,诗经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给我们留下的诗篇就是证明,《国风·王风·丘中有麻》有人说是一首情诗,描述一个女子约会情郎可是情郎不到时的焦急和忐忑。也有人说是思贤,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但诗中由于等待地点不同而出现的不同的粮食却是清楚,它们是麻、麦、李。《诗经·大雅·生民》中写的“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罗列了后稷长大后学习种植的粮食;荏菽(豆子)、禾役(禾苗,谷子)麻、麦、瓜、瓞(小瓜)。高台种麻主要是用它的纤维(即麻皮子)做绳子,也用它的种子榨油。

黍、稷,包括后来的粱都应当是谷子,因品种不同而取的不同的名字。大体分为粘或不粘两类,《本草纲目》称粘者为黍,不粘者为稷;民间又将粘的称黍,不粘的称糜。而粱其实就是粟也就是稷,只是粟或者稷中的优质品种,又有黄粱、白粱、青粱、红粱等区别。201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其中“主食的故事”一集里,陕北老汉推车叫卖的黄馍馍,不仅将老汉捧红了,而且把那种糜子面做的陕北面食推到了中国人的面前,让人们重新认识那早已被忘却的糜子,重新认识黍稷粱。高台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谷子(小米)和糜子是主要的粮食品种之一。那时的秋收还没有玉米,所以在夏收之后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看雀儿,其实是看谷子,防止谷子穗头被雀儿啄食,更多的叫吽雀儿。而秋收就是男女老少蹲在场上切谷穗。打碾时只打碾谷穗绝不打碾谷草,因为谷草是牲口的重要食物,类似于后世的玉米杆。

麦子,包括主要的小麦和被当做杂粮的大麦、青稞,是北方的主要农作物,自然也是高台的主要农作物。

菽是豆类植物的总称,高台的豆类也很多,主要的就有大豆(学名叫蚕豆)、黄豆(学名叫大豆)、扁豆、豌豆、小豆等等。这类粮食曾经也是人类食物的重要补充,高台并不例外,只是因为数量少,在相当多的时候,就成了牲口的珍贵食物,叫做“料”。?

水稻来到高台是一个偶然的机缘。明朝正统十年(1445年)江南下邳(今江苏睢宁)人邹和来到高台任镇夷千户所千户。也许是生活习惯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因为高台到镇夷一带紧靠黑河,水源充足,水网纵横,湿地众多,他将家乡的稻种带到了任上,“教民树艺”,“稻田自和始”。但是《唐书·郭元振传》记载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受命治理凉州时,命部将李汉通在张掖屯田,已经有“尽水陆之利,稻收叠衍”的记载。虽然李汉通屯田的结果是“旧凉州粟斛售数千,至是岁数登,至匹缣易数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可见主要种植的是粟,但是水稻种植也是其中的内容,据说,张掖乌江水稻的起源就在于此。所以,邹和教民种植的水稻是来自家乡还是从张掖引进已不得而知,但是《高台县志》记载,一百多年后至万历年间,水稻仍在“高台镇夷种植,亦不甚广”,发展十分缓慢。但是这种北方少见的粮食作物引得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作诗记述。如果说郭绅《观刈稻诗》诗云:“?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明确指出歌咏的是张掖水稻,但是他的另外一首诗“边方浑似江南景,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稻繁隔陇有余香。始勤东作同千耦,终获四成满万箱。怪得田家频鼓腹,年丰又遇世平康。”则明确的记载于乾隆二年编纂的《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中。明代天顺年间岳正被贬戍镇夷所做的《镇夷八景》不见有关水稻的描述,但是不久之后的石玠在成化年间“出核大同军储,按甘肃及陕西”经过高台时则写到:“重重云树隐高台,幽景能令郁抱开。秋水入田应熟稻,晚烟着地欲成苔。疆场自喜无烽火,廊庙还知有俊才。千古榆木山下路,他年斧钺许重来。”可见水稻已是高台的重要物产。

经过三百年的发展,至清乾隆年间,已是“黑河沿岸举广种稻”。乾隆年间,纪昀在乌鲁木齐见到从河西高台迁来的屯户,“所种稻米,颇类吴杭”。说明水稻不仅在高台得到推广,而且随着移民开始向更广大的区域扩展。等到近代,许多经过高台到新疆等地的人都为高台的稻米惊讶不已。花墙子是高台一个重要的驿站,也是高台重要的稻米产区。

但是高台县的水稻生产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生产技术十分的落后,几百年来一直是漫灌混撒自然生长,品种也是自留种。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也曾经扶持过水稻种植,通过农业技术培训,搞过育苗插秧,稻种改良,甚至搞过水田养殖。但这时由于水田面积过小,效益不高,加上种植水田的地区农民都是在旱田作业之余的所谓农闲时间经营,精力有限,所以更没有形成规模。

高台毕竟是旱区,严酷的气候条件使这里十年九旱,虽然自这里军民定居以来,无论什么时代,对大力兴修水利灌溉系统,并实行严格的水利制度。可是依靠祁连山融雪形成的黑河水源日益减少,这里长期以来实行的大水漫灌为主的灌溉农业十分浪费水。所以水稻这种小宗的粮食作物自然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只能随着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随时变化。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据显示,水田多的时候可到一万多亩,少的时候只有几十亩,加上利用河滩开出的荒地也很难达到规模化生产,而亩产也多寡不同,最高时可以达到五百公斤,而少时只有一二百公斤,甚至几十公斤。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黑河调水政策的实施,地处中游的高台能够从黑河中用到的水量大减。为保证主要的粮食作物如小麦玉米的用水,首先削减的就是水田种植,水稻从高台人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而今高台的大米来自全国的四面八方,进口于泰国、越南的也不少见,高台本地的水稻大米已经成为了一个并不遥远的过去, 水稻的高台经历也成为了一个高台自然变迁和农业发展的见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系高台一中教师)

主办:政协高台县委员会??? 技术维护:高台县网络信息中心???

建议使用IE9.0以上浏览器、1024*768及以上分辨率以达到最佳显示效果??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复制、转载

备案:陇ICP备18001758号   甘公网安备 62072402000143号